采访:F1著名技术记者Giorgio Piola谈其职业生涯(一)

作为F1运动中最有名的技术记者,乔治·皮奥拉(Giorgio Piola)的身影行走在维修区通道和穿梭于车库之间已经有超过40年的时光。这位在世界顶级赛事中久负盛名的技术记者在采访中聊到了他的职业生涯、他的朋友和经他发掘却少有人知的独家新闻。作为由Motorsport.com俄罗斯记者Oleg Karpov进行的采访的第一部分,本文将为您介绍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与这份工作结缘,以及与车队工程师发生的那些轶事。

A Giorgio Piola technical drawing of Michael Schumacher's 2004 Ferrari

乔治·皮奥拉在2004年完成的迈克尔•舒马赫所驾驶赛车的技术绘图
图片: LAT图片库

就您个人而言,对竞赛的热爱和对工程的热爱,哪一个来得更早一些?

绘画是我的强项。我的同一辈共有四个兄弟姐妹,每个人都很擅长绘画。刚开始的时候,画画一直是我的热情所在。

在大约12岁的时候,我开始关注于汽车。当时,我经常购买有相当水平的《Auto Italiana》杂志,其中有一位意大利籍设计师和记者布鲁诺·内斯托拉(Bruno Nestola),我将这位前辈视为我的老师。此后,我开始购买《Road and Track》和《Car and Driver》,一位叫做沃纳•布雷尔(Werner Buhrer)的前辈在那时为其工作。

年轻的时候,我受到了非常严厉的教育,在学校我属于特别安静的类型。那个时候,我在行为举止方面总能优于其他同学,因为我几乎不和任何人说话,我几乎把所有时间都花在了绘画上。

我不是一名工程师,所以我并不会比别人知道更多。但我认为,洞察事物的细节是我的强项之一。这是我对自己的训练使然,但这并非出于职业的考虑,而仅仅是在一个巧合中发现的,我能够在双眼盯着老师的情况下绘画。

甚至在日常生活中也是如此,当我走在大街上,就在我看着来来往往的行人的时候,比如说某一个路上人裤子上的一个双箭头标志便会引起我的注意。如果有区别于常规的细微之处,我一定会立刻注意到。

在汽车上亦是如此。当我看见一辆汽车时,如果有什么特别之处,那我一定会看出来,就好像其中具有某种引力一样。这就是我所说的经过锻炼所获得的能力。在无意识的情况下,我的这种练习对我将来所从事的专业带来了巨大帮助。

在我上学的时候,我总是最擅长绘画的那一个。如果美术老师或者历史老师当天没能来上课,那我一定会被叫到前边为同学们代课。

您是如何开始您的记者生涯的?

这要感谢我的一位兄弟了,我和他的关系非常密切,而他同样非常出色,或许比我还要从聪明一些。他对机器有更好的了解并成为了一名工程师。

我觉得我在天赋上更胜一筹,而他的头脑更加灵活一些。当时,我们两个之间总会出现类似于“我画得比你好”的争论。有一天我提议道:“听着,马尔科,我们这样吧,我们两个同时绘画,分别寄到两家意大利的杂志社,看看他们能回复些什么。” 

乔治·皮奥拉和丹尼·哈默(Denny Hulme)
图片: 乔治·皮奥拉

您当时年龄多大?

我当时19岁,还在上大学,当时我想成为一名工程师。在我的家庭中,每个人都拥有学位。而现在,我成为了那个最杰出的那一个。

我们是在20岁左右将作品寄出的,在寄回给我的信中写到:“皮奥拉先生,我们非常欣赏您的画作并希望将其发表。”这封信出自时任杂志总编的詹尼•堪赛列里(Gianni Cancellieri)之手,之后他担任《La Gazzetta dello Sport》杂志汽车部分的总编。

他说道:“皮奥拉先生,您是否想前往摩纳哥大奖赛并为我们杂志编写F1技术报告?”当时是1969年,这是我职业生涯的开端。在与我哥哥的竞争中,我赢得了胜利。

我当时是把这作为一个玩笑来看待,但没想到真的成为我毕生付诸努力的职业。作为一个领域,当时并不存在这份特定的职业。在那个年代确实有针对轿车、越野车、卡车制作技术绘图的岗位,但我“发明了”这份职业,将赛道上的赛车技术用绘图的方式表现出来。

我需要提及的一点是,多亏了我的母亲为我提供了殷实的家境,在没有任何人的资助下,是她为我提供了支持。但在1972年,我便已经在意大利的《Gazzetta dello Sport》和《Autosprint》、英国的《Autosport》、法国的《Sport Auto》、德国的《Rally Racing》和阿根廷的《Corsa》等多家媒体拥有任职经历。

一口流利的英语和法语对我颇有益处,所以找到客户并非难事。同样起到积极作用的方面在于,当时没有人从事这份职业并且没人有拥有从事该领域工作的想法,这让我看到了机会。然而,可想而知,由于需要前往各个大奖赛,我的学业完全被落在后边,我在当时只完成了三个考试。

您中断了您的学业?

是的,我在进入大学六个月后中断了学业,因为F1实在是太有魅力了。当时,我们有机会见到包括康迪斯•卑尔根(Candice Bergen)和保罗•纽曼(Paul Newman)在内的多个演员以及各路人士。我们参加了非常不错的派对,实在是太吸引人了。然而,其中也有一些地方不怎么样。

就我个人而言,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在我年轻的时候,我最喜欢的电影导演是对死亡拥有深度思想的英格玛·伯格曼(Ingmar Bergman)。那个年代的F1有一点让人感到恐怖,每一年都会有一到两名车手遇难。

另外一方面,F1是一个奇妙的世界,我对一切新奇事物持开放态度。我有一张在迈凯伦车队内的照片,画面中的我站在夺得世界冠军的赛车的旁边,周围没有机械师,也没有任何其他人。我就站在赛车旁画着草稿,只有我一个人静静地在那里。

您一定和各个车队的技术总监保持着一种“有趣”的关系吧?

事实上,我与工程师们关系融洽。我觉得,有不少工程师给予我非常高的尊重,我同样非常尊重他们。我与帕特里克•海德(Patrick Head)、戈登•穆雷(Gordon Murray)、约翰•伯纳德(John Barnard)、哈维•博斯特雷瓦(Harvey Postlethwaite)、托尼•索格特(Tony Southgate)、毛里斯•费利佩(Maurice Philippe)、拉尔夫•巴拉米(Ralph Bellamy)、戈登•库普克(Gordon Coppuck)等人之间发生的轶事数不胜数,我们的关系一直非常不错。

举个例子吧,我当时和帕特里克总会进行这样的对话。当我前往一站大奖赛时,我会问他:“帕特里克,车里边有什么新东西?”他会回答:“这次我们带来了六处更新。”随后,我会问他:“帕特里克,我只找到了四处。”这时他会告诉我:“先生,剩下那两处升级您得自己找了,我可不会帮您的…”

另一个让我热爱这份职业的原因在于,这是一份涉及到心理学的工作。我会在人们的一举一动中找到我在工作上新的解决方案,并且这样的情况时有发生。我是一个颇为孤立的人,尤其是在我年轻的时候,我不会和别人说话,但我会一直学习。

最好的例子是在1970年代,我感觉应该是斯图尔特(Stewart)赢得冠军的那一年。我们当时在保罗•理查德赛道(Paul Ricard),那是第一次有摄影师拍摄练习赛,当时有两辆泰利尔(Tyrrell)赛车,一辆是新车,一辆是旧车。

当时,摄影师想从赛车的后部拍摄一张照片,一名机械师走到了他的面前。我对自己说:“实在是太奇怪了,新车明明摆在那里却没人拍摄,而旧的赛车却吸引来目光。这是为什么呢?”

所以我留神关注这一点,他们似乎正在测试赛车的外倾角。那个部件并非固定式,而是可以通过机械方式进行调整。这是一项全新的设计,而这便是这部赛车受到关注的原因。在我完成了绘图之后,我把图纸带到了那位和我比较熟的那位机械师,我和他说:“非常感谢,因为我本来可能永远都不会意识到这一点,是你帮助了我。”

另外一次是距离现在更近的时间,是关于梅赛德斯引入的创新升级。我从《Auto Motor und Sport》杂志的迈克尔•施密特(Michael Schmidt)那里得到消息,梅赛德斯正在测试一款新前翼,但具体的细节尚不得而知。与其他车队只在一辆赛车上进行改动所不同的是,梅赛德斯车队的机械师们将两辆赛车的前翼均进行了修改,并确保前翼底部不会被看到。但我在心中默默地告诉自己,这款前翼的下边一定是藏着什么东西。

这样一来,我在维修区通道来来回回地走。这些机械师们小心地进行着操作,从未将前翼举得过高,但一位机械师用他的手指在前翼下方滑动了一下,我因此认定这便是开槽的位置,我绘制了一幅正常版本的前翼示意图,但在其中标注了一条开槽。舒马赫在下一场比赛中赛车发生翻转,当赛车被抬起时,开槽的位置正是那里。

在刘易斯•汉密尔顿赛车的方向盘上同样如此。我感觉赛车的方向盘有所不同,而这样的猜测是基于我的观察。通常来讲,车队会将方向盘暴露在外,而那一次,机械师们却将方向盘罩了起来。

Giorgio Piola, The Living Legend
乔治·皮奥拉,一位行走的传奇
图片: XPB图片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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